股市暴跌给发行注册制上了一课

　　这场暴跌来得很“及时”，它使我们对股票发行注册制多了一分冷静和全面的思考，避免当时匆忙推出融资融券后出现的后遗症。

　　为期6天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8月29日闭幕，《证券法》草案无缘此次审议。有参与《证券法》修订和讨论的专家表示，这次延迟，除了跟立法思想精细化有关之外，确实跟6月以来资本市场的震荡有关。这次波动是系统性风险还是人为造成的，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如果找不出股市非正常波动的根本症结所在就仓促立法，会使法律出台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

　　国家希望推出发行注册制，因为这能很方便地打通“储蓄资金—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之间的通道，将更多的储蓄资金转化为“活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券商和拟上市公司热切盼望注册制尽快推出，因为这会使拟上市公司不再求爷爷告奶奶地“闯关”发行，使券商的保荐业务量和盈利增加；但许多投资者却普遍把注册制视为利空。

　　理由很简单：在注册制之下，拟上市公司是否能自觉依法依规披露信息让人信不过，管理层事后监管的决心、能力和效果让人信不过。这两个“信不过”不解决，那么注册制的两个直接后果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下降、数量增多，这对投资者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

　　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推动尽快实行注册制，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欠缺的契约精神、淡漠的法治市场信念等，客观上又要求注册制缓行。博弈的结果，很可能是“差不多就推出”，边实践、边缴学费、边修正。如果等到一切条件都具备才推出，没有三五十年不行，方方面面等不及。

　　这一次股票市场波动，给证券立法研究带来了很多值得反思的新鲜材料和课题。如场外配资以及其他杠杆炒股、市场操纵等问题，将监管者本身纳入到立法调整的重心问题，股票异常波动时救市的方法、途径和法律依据等问题。

　　令人稍加宽心的是，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某些参与立法的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的注意。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6月以来资本市场的变化使得原来的立法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股市暴跌)原因是多样的，既包括监管层自身的原因，也有投资者交易方面、专业机构人士不能慎独自律的原因等，这些问题不是一审稿起草之初预料到的。

　　“原来，监管者本身没有纳入到立法调整的重心中来，篇幅不够，包括股市出现非正常波动如何科学救市、依法救市。因此，推动证监会和监管者转型，打造法治型、透明、阳光、诚信的证监会，应该是新证券法承担的使命之一；同时，投资者维权工作不是口号，而应该落到实处，比如强制分红等要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还需要上‘硬菜’。”刘俊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