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上会聚的名人们

　　大王庙前院西侧有条通道，走进去后却发现这里别有洞天，原来修缮大王庙时还建设了一条卢沟诗廊，88米长的廊道内有54块石刻，都是当今书法家书写的歌颂卢沟桥、永定河的诗篇，不少是各个省市的书协主席写的呢。

　　碑廊的北端是大王庙的后院，这里藏着4位重量级“人物”：4座石碑。也许只有通过这种经得起时光打磨的方式，人们才能更直观的了解到，小小一座大王庙，也曾会聚这么多时代风云人物。

　　“北上二号漫口合龙”碑

　　出镜人物：光绪

　　群策群力

　　无可奈何的“亡羊补牢”

　　光绪，这个有清一代的悲情皇帝，“北上二号漫口合龙碑”记录下的是国力衰弱下无可奈何的“亡羊补牢”。

　　大王庙是因为光绪十六年永定河决口而生，其实那次永定河决口前就曾经有官员建议要疏浚河道了，可是因为经费“过巨”，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实在是捉襟见肘，只好期盼老天能眷顾一下永定河了。

　　“北上二号漫口合龙碑”记述了1890年此处堵复永定河决口的功绩，可这撰文者有点缺少“政治觉悟”，实打实地给了清王朝一记耳光。“剧透”了一下：永定河决口之前啊，我曾经巡视永定河上下游，见“河身淤垫”，就建议对永定河予以疏浚，可是因为经费“过巨”，你没修。结果到了第二月也就是七月，大雨就来了，“北上二号”漫口二百数十丈，水势很大啊，永定河的水直接就冲到了南苑，甚至都到了京门。

　　水来了，再怎么后悔也晚了，清王朝只好星夜调集官兵抢护。可是物料不济，没准备那么多，不能堵上决口，又四处派人购买。

　　“七月望日”打算合龙漫口了，可是当时秋水正旺，卢沟桥以下水流湍急，很是棘手，只好开通引河分流水势，到九月十日就快合龙了，河水忽然升高，两个大坝几乎被冲毁。

　　“幸赖将军于金门口特著灵异，”不知道怎么那么寸，大水就冲进了引河，漫口大坝立马合龙了，情况得以转危为安。人们就传闻说这是托了神灵的福。

　　甭管怎么着，决口是堵上了，光绪帝就御书“金堤永固”四个大字，感谢神仙的眷顾！

　　这一场大灾，耗费钱财30万金，管理人员100多，群策群力，“役夫以万计，夫无旷工，员无旷职。”

　　碑文撰写的时候，是入秋的前一天，第二波汛期“庆安澜”的时候，大家都窃喜，终于成功了，就刻个石碑让我们永垂不朽吧！

　　“冯检阅使德政万年”碑

　　出镜人物：冯玉祥

　　抢险修堤

　　顾得了东岸（北岸）

　　顾不了西岸（南岸）

　　西湖的“白公堤”很多人都知道，可是永定河有个“冯公堤”，您可能就不知道了吧，这个冯公，就是冯玉祥。

　　原来，1924年永定河再次出现水灾。“甲子入夏，连月苦雨，上源骤涨，抢护无效，先后决口，四处堤外数百里尽成泽国，人畜飘荡，田庐淹没。”这回决口的地方是在南边，守护京城的大堤也岌岌可危。

　　当时永定河东岸有一个黄土坡，“左倚京奉铁路，右邻永定河，”正对着决口的地方，因为决口水流湍急，直接冲刷，大堤底部很快就被水刷去140多丈，很危险了，到了七月八日，水势更大，北岸也随时有决口的危险。

　　单靠当时的河工，这大堤怎么也修不上了！

　　这时候冯玉祥出现了。当时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派了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李鸣钟，率领2000军队到大堤帮助抗洪。

　　抗洪官兵们，不论士兵还是官长，个个背柴抱土，投入抗洪。随时溃堤随时抢修，官兵们就着残余的土坡加筑新堤，昼夜不停地干了30多天，终于筑成新堤，这时候水势如万马奔腾般到来，要是没有这个新堤防御，恐怕京城以南数十万生灵都得葬身鱼腹。

　　当年的10月，新任的京兆永定河河务局局长孔祥榕来巡视永定河，看到这百余丈的新堤，老百姓告诉他这是冯公堤。据说抢险的时候天特别热，堤外有荷田数亩，但是冯玉祥那2000多士兵在这驻扎一个多月，虽然每天汗流浃背，但是没有一个人胡乱采藕解渴的，可见纪律严明世所罕见。孔祥榕大受感动就给他立了个“冯检阅使德政万年”的石碑，据说当时冯玉祥还住过大王庙呢。

　　“镇威军张总司令以工代赈

　　创修永定河汽车路德政”碑

　　出镜人物：张作霖

　　以工代赈

　　450石粮食

　　换来140公里汽车路

　　鼎鼎大名的张作霖，也和大王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原来，1924年，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了北洋军阀政府。当年永定河决口，沿河有很多灾民。张作霖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于是，这把幸运的火就烧到了永定河畔。

　　张作霖知道永定河发水情况后，决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在永定河左堤修一条北京至天津的土公路。张作霖派闫泽溥为京津赈灾事务总办，实行以工代赈办法，救济灾民，拨给赈灾粮450石，以日计工，修路。这条路起点为西便门，经跑马场、卢沟桥、杨村到天津，全长140公里，路宽约5米。

　　据说当时参加修路的灾民有3000多人，总共用了1万余工，分段修路，20多天的时间就修好了，能通行汽车了。因这条路修在大堤外坡中间处，卢沟桥一带农民称这条路为“二堤路”，又因为是能走汽车的路，也被称为汽车路。

　　年久失修的大堤成了汽车通行的大道，不但补充了京津交通不足，而且河道防汛也有了保障，还使得沿河的居民得到救济，一举三得。

　　孔祥榕于1925年1月也为张作霖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他以工代赈修建汽车路的事情。据说这块碑原来立在大王庙西侧路旁，解放初期因群众痛恨张作霖罪恶而把碑推到，后来几次修路石碑最终被埋入地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天堂村组织挖掘，最后在大堤下的土里找到了这块石碑。

　　二堤路修成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利用率仍然比较高。现在，经过80多年的变迁，至今在老庄子村西仍然存有1公里长的公路残段。

　　“乾隆钦赐圣旨”碑

　　出镜人物：郎世宁

　　立碑为证

　　皇上说了这地是咱们的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郎世宁和大王庙完全搭不上界。可架不住郎世宁后台硬，犯了法还能得到乾隆皇帝的特赦，人家也特别会来事儿，还刻了个石碑，既表示了感谢乾隆，也宣示了自己的“主权”。

　　原来，深得乾隆喜爱的宫廷画师郎世宁，因为在宫内供职，与上层官员关系密切，还经常和他们一起到南苑狩猎游玩，看上了北天堂村一带的土地。于是郎世宁通过内廷官员的关系在北天堂附近进行传教活动，还通过当地人买下了较好的旗地和河淤地，雇人耕种、收割芦苇，换回银两用于传教和生活。

　　在清朝的律例中，对旗地买卖规定得非常严格，只准在旗内进行，不得违禁佃租、私相典卖，更不准外国人典卖旗地。郎世宁买旗地的事情传到了宫内，按律应当治罪。可郎世宁是外国友人，再加上上下疏通，最后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恩典，免去了他私买旗地的罪过。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初十，乾隆皇帝下圣旨“加恩”把旗地赏给了郎世宁。但声明这是破例，在此地之外，如果西洋人再私行典卖旗地，就要按例治罪。

　　郎世宁得到赦免，非常感激乾隆，就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北天堂村的旗地内立石碑，将乾隆的圣旨摘要了一下，刻了石碑，那意思就是“看见没，皇上都说这块地是我的了！”

　　郎世宁立的这块石碑，还是前些年从一户村民家老宅子屋后挖出来的。可能正是因为这块碑，北天堂才被叫为北天堂。

　　原来北天堂村早间并不叫北天堂村，因为郎世宁在这里买地立碑的原因，光绪年间外国传教士在钦赐碑旁修了北天主教堂，这一带传教活动盛极一时，不少村民都加入了天主教，义和团运动中北天主教堂被毁，但人们的习惯叫法仍保留了下来，简化为北天堂了。

　　文并摄 X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