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A股IPO业务份额 为何下滑

　　证券时报记者 程林

　　从进入中国市场时的众星捧月，到如今的盛况不再，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四大”）正被A股首发（IPO）市场冷落。据Wind数据统计，2012年“四大”仅完成6单A股IPO项目，仅占3.87%的市场份额，不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四分之一。

　　中注协公布的2012年百强会计师事务所排名显示，“四大”业务收入占行业总收入的比例从2005年时的接近50%下降至2011年的36.18%，而且它们收入增长率也低于行业总收入增长率。

　　记者认为，“四大”的A股IPO市场份额日渐萎缩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造成：

　　其一，高昂的成本和风险是“四大”难以承受的。近年来，“四大”面临着和它们的投行合作伙伴如中金、高盛高华一样的困境，即过往立身之本的金融行业项目、大型国企项目越来越少，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上市的主力已变成中小企业。

　　在过去，由于垄断金融机构和大型国企IPO项目市场，“四大”收获丰厚的利润。而在风险层面，由于大型金融机构与央企有强有力的背景支持、自身经营也相对规范，所以此类IPO项目风险非常低。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着规模小、风险高、业绩波动大、公司治理不规范的现象。同时，由于审计费用往往与被审计公司的规模相关，导致了中小企业审计业务风险高、收入低。一高一低之间，“四大”选央企而舍弃中小项目，是一种现实的逻辑。即使中国A股IPO市场风向已经明显转向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但“四大”高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数倍的人力成本，注定其从这个利润空间并不大的市场中获利有限。

　　其二，“四大”的声誉近年来在下滑。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四大”的声誉达到最高点，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外界对“四大”信任度不断下降。

　　2001年，美国安然事件牵出了会计巨头安达信，让美国会计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曝光。该年7月，世界通信公司制造了创纪录的33亿美元假账，而它的同伙又是安达信。在一系列丑闻打击下，安达信最终倒闭。

　　而近年来，“四大”在国内外问题不断。此前，“四大”之一的普华永道还曾被中国财政部责令整改，外界对“四大”的质疑在不断增加。

　　其三，中国有关部门对“四大”的态度发生转变。本世纪初，“四大”在国内A股市场的发展势如破竹，其中有一系列的政策原因。当时，本土事务所例如中天勤在“银广夏事件”中灰飞烟灭，社会各界对“四大”期望值很高。2001年，中国证监会曾要求企业IPO及上市公司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

　　而现在，这些规定逐步取消，有关部门对“四大”的态度发生转变。例如财政部近年发文要求，境外上市企业金融、能源、通信、军工企业以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骨干国企应当优先选择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有关部门要求，在“四大”与财政部的合作到期后，可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这项政策的目的，可能在于推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并购重组，抑制大型国企过分依赖“四大”的倾向。

　　但与此同时，记者认为，要正确认识“四大”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变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上市公司审计体制。具体原因有如下两点：

　　第一，“四大”战略性地放弃风险高、收益低的中小企业项目，近年来成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重点，后者为了招揽业务，恶性竞争、业绩承诺现象不断，而忽视了对巨大风险的防范。个别公司上市后，业绩迅速变脸，甚至有的公司还未上市就发生了丑闻。这与在IPO阶段中介机构的过度包装不无关联。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由于拥有信息优势，一般可以根据项目企业的业务形态、市场变化、收入模式等，而对企业未来业绩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但是，在现有的格局下，会计师事务所与拟上市公司过于紧密的聘用关系，制约了其监督职能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我国IPO企业财务问题暴露的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技术水准问题，而是诚信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履行各自职责，确保信披内容的真实、完整、客观，我们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第二，即使“四大”在华业务不断下滑，但它们在各个层面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相比较而言，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扩大的是市场份额，但在内涵和内部治理、风险控制上需要提高的东西非常多，这一点从近期的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事件可见一斑。再从其他环节看，内资所的典型问题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待遇较低、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对比之下，“四大”对风险控制的重视、对咨询业务的扩展、对非上市业务的渗透、对人才的多层次培养，以及合伙人制度的传承，都值得内资所借鉴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