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对新股改革征求意见 评还需进一步探索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证监会正在对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征求意见。根据媒体报道，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征求意见到6月21日结束，结束后监管部门根据征求意见情况进行修订并正式发布。

　　方案正式发布后，在审企业已完成审核进程，并且符合新的发行改革方案内容要求的，就具备了给予核准批文的条件。之前，有券商人士询问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IPO什么时候开闸。张育军回答，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上证指数稳定在2500点以上，二是完成新一轮新股发行改革。也就是说，张育军所提出的两个条件中，有一个可能很快就会满足。而另一个。则要看股票市场未来的走势。

　　但是说到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不少业内人士都有不满意的地方。有券商的工作人员就认为，证监会公布的几个意见都是完善程序，但是对发行条件并没有涉及。而券商更期待的是发行条件的改革，而不是程序上的修补，现在的新股发行条件是2006年制定的。7年没有变化，而资本市场瞬息万变，盈利能力、募集资金等条件，现在看起来，也有进行修改的必要。而张育军提到的2500点这个数字，也和分析人士的看法不谋而合。财经评论人沙黾农之前就说，在2500点以下重启IPO无异于股市集体自杀。那么，IPO何时能够重启，重启的条件除了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所说的两个条件之外还有什么，这是投资者和券商都很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除了完善程序之外还能有什么建树？这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不论是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还是财经人士沙黾农，都说到了2500点这个点位。两个人都认为，IPO重启必须在2500点以上。那么2500点为什么这么重要？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就此评论。

　　董登新：2500点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想无论是证监会的实名也好，还是上交所的讲话也好，都反映了我们目前的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或者是叫一个左右为难非常尴尬这样一个格局。一方面我们要市场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行政化，所谓行政化就是政府干预市场，所谓市场化是我们改变了方向，所以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跟我们政府行政化短视行为有很大的冲突。2500点无非就是从所谓维稳的角度来提的2500点，我个人认为2500点是拍脑袋的抉择，没有任何的科学的依据。

　　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证券所没有权力代替投资者和市场来思考，或者代替市场和投资者来得出一个决策。我觉得这有点替代我们投资者和市场的思维了，有些不妥。

　　市场和行政之间的矛盾也确确实实是沪深股市诞生之后大家就一直在争议的一个矛盾。先抛弃这样一个矛盾不谈，单说2500点。因为端午节前是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指是报收在了2210点，从这个点位回到2500点以上。董登新认为，在新的市场结构下，用过去老观点来恒量现在的指数点位可能不太切实际。

　　董登新：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股市前期的指数挂帅业绩考核已经发生了质变。目前的点位并不是太高，但是在大盘稳住或者大盘不动的情况下，个股的投机和炒作，甚至泡沫化的成份非常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真正出现了我们应该淡化指数去关注个股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用老观点来盯2245点或者2500点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指数在新的市场结构下，用过去老观点来恒量现在的指数点位可能已经不太切实际了。

　　张育军谈到的另外一个IPO重启的条件就是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完成。现在证监会已经对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征求意见，这个月21日就会结束。按照现在的时间表，这一轮发行体制改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是否新股体制改革结束后，IPO重启就会被提上日程？董登新认为，目前政府主宰着新股发行的节奏。

　　董登新：从去年的10月26日，浙江世宝最后一单发行之后，我们采用了很多的借口和说法，实质上就是关闭了一级市场，暂停了IPO。我们证监会不承认这是我们官方暂停IPO的行为，至今7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市场并没有因为暂停IPO有起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政府在主宰新股发行的节奏。而且在找不到更好的借口情况下，所谓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或者说它可能还是治表不治本的。

　　上一轮的修改意见无非就是增加了一些行政化的手段，或者把一些行政化的管制刊入到了新股发行改革中来了。包括所谓的新股发行之后上市后的6个月内连续的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的六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盘价，锁定期就要再延长6个月，对过去已经规定的比较严肃的锁定期再次的改动。还不允许解禁股的减持价格幅低于发行价，这些都是用行政的手段在管制我们的二级市场上股价的运动，所以这些措施进一步的加大了行政化的管制力度。它跟我们市场化改革趋向有点相悖，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问题。

　　未来市场改革我们不能老停留在这个行政化的地方来纠结，或者说不断的把行政化的手段来刊入到我们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修修补补当中来。这样会使2009年启动的这一场市场化的发行体制改革就此中断。尤其是证监会不能够放弃金属的两条底线，就是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和新股发行节度的市场化。目前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我们无论它的效果如何都可能有延缓了新股发行或者重启IPO的时间会被它延缓，这一种做法我觉得是人为的或者说带有某种行政操作的痕迹。

　　其实券商也注意到了这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的投资者可能也注意到了这当中存在的问题。要想让IPO重启，并且能够长期健康的发展，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方面的条件呢？董登新表示，最关键的是证监会的魄力。

　　董登新：我觉得要跨越这一步需要证监会的魄力。在我们目前的市场化，对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主要意境或者是不满提供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市场认为证监会的权力过大，存在过度的行政干预；第二个问题我们对于证券犯罪尤其是七大上市打击的力度太小，惩罚太轻没有威慑力。解决前一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要跨越新股发行体制信息改革的瓶颈那就是要向注册制挺进。解决后一个问题可能需要涉及到重新修改《刑法》当中有关证券犯罪的相关条款，加大严惩的力度。这两方面的结合，我相信对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跨越朝前面迈出一步是非常关键的。